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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部子弟,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工人,宣传干部,文艺骨干,在职学生,青年团干部,作者,报纸总编,驻外办主任,公司经理,教师,艺术爱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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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怀念父亲短文,见《石嘴山市文史资料》  

2007-11-29 00:13:3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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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怀念父亲短文,见《石嘴山市文史资料》

杨连卫 杨连宁 杨连荣 杨晓玲;父亲杨正喜的质朴与清廉

——儿女记忆中的若干“之最”

 

 

每忆起父亲,脑畔总会浮现这些昨天的片断——

1949年初秋,40岁的父亲率陕北定边的一小队干部分头住进了中卫城郊镇罗乡的几户农家中,天天帮农户割稻子。他们在等待,等待西野19兵团完成对和平投降的马敦静部接收整编。一个月后,县委书记兼县长的父亲穿着草鞋被夹道欢迎进了城。……

1956年夏,时任银川地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的父亲,一顶大檐草帽(一直保存到晚年),一架自行车,与部下一道下乡调研,晒得“黑油黑油”(母亲的话)第一晚宿四十里店,第二晚宿姚伏,第三晚宿平罗,第四晚宿黄渠桥……。由于向农民鼓吹了“30亩地两头牛,胶轮驴车栓门口”的“富农政策”,父亲被接踵而来的“反右”“反右倾”整得胆战心惊,在兰州作了检讨,流了泪才过关。……

1963年春,时任石嘴山市委书记的父亲,“社教”蹲点在尾闸乡团结村。他鼓励农民辟园种桃,“桃三杏四梨五年”,3年后,大片挂果的团结村桃园远近有了名。农历新年,父亲把这个村的贫协主席王大娘接到我家来过年,住了一周。……

1971年冬,年逾六旬,刚刚恢复工作的父亲下乡搞“路线教育”。每天麻麻亮,他独自背着背斗,顶着凛冽寒风村里村外地拾野粪,早饭前总能背回半背斗冻得梆梆硬的牲畜粪,留给住户农家开春上地。……

1994年夏,已离休10年并养成雷打不动的生活规律的父亲,又柱着拐棍颤巍巍地出现在巷口。他每天上午都要准时去纬四路菜店买豆腐,尽管有时买回的是虽便宜但有馊味的“公家豆腐”。这种每天一次的步行“采买”,一直持续到父亲卧病不起。……

今天看来,父亲那一代人确有他们学识的浅簿和视界的局促。例如,在满是砂岩砾石,多风少土的矿区,父亲提出“不绿化石嘴山死不瞑目”,似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但他们身上的某种非现代性,更多的还是高层整体政策导向的结果,很难归咎于个人。今天,尽管急骤剧变的社会环境,往往带给人以今是昨非的反思,但,父亲身上那种农民式的禀赋与气质,他的质朴与清廉,非但不会被市场化的俗流而冲淡,反而越发隽永地被我们珍视。勤勉、节俭、克己,似乎生就与奢糜为敌的天性,就是父母亲的最显著人格。“有饭吃”是几十年间“家庭理财”的第一要义,在父亲看来,多几件衣物,置几件摆设,都是极不必要的奢侈。记忆中,家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件物品是受人馈赠的。从子女学会理发的1966年起,直至他辞世的29年间,父亲没有进过一次理发店。50年代起,只要政策允许,家里先后养兔、养羊、养猪、养鸡、养鸭,70年代起种菜,几十年坚持不辍。母亲从手工缝纫到学踏缝纫机,从学做四川腊肉到学腌朝鲜泡菜,既能从过期处理的军用橡皮膏上剥取白布,又能从积攒的旧“铺陈”中纳出鞋底。一家人一条土炕,从1961年睡到1973年搬家,房子前脚搬走,后脚就作为危房拆除了。提起家中当年这种半“自给自足”式的平民化甚至贫民化生活,并不是要劝喻今人弃奢返俭,也不是怀念拮据窘迫的过去,真正值得记取的,只是那种相濡以沫、同甘共苦的亲情和父亲吐哺、儿女归心的恩德。拔猪草、捋篙籽、捡煤碴、拉粉水、“接杂碎”,和煤饼,跳进矿工澡堂里泡黑澡,拾点废铜旧铁换零钱,当年我们这些干部子女与市民“打成一片”,根本不是刻意的追求,而是生活境遇的必然。

记忆中最难忘的,还是有关父亲的几个“之最”——

最埋怨的是父亲不顾家。记忆中,家只是父亲回来吃饭的地方,常常睡觉都不在家而睡在办公室里。匆匆回来,吃一碗他最爱吃的“臊子面”,再一把小铲、一把条帚在院里边踱步边铲完鸡屎,就又消失在院门外,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幕。父亲的不顾家,在大饥荒的1960年终于酿成了惨剧。父亲1959年由农转工,被派往原是边陲小镇的石嘴子大办工业,筹备建市,可以想见他担子之重。他单身赴石,撇下妻儿5口在银。沙枣叶,盐篙籽,苤蓝,蔓菁都是充饥之物,4个儿女的嗷嗷待哺,使得母亲从吃干的到吃稀的,从舔碗到喝汤,人日渐消瘦,终于因严重的营养不良引发急性肝炎而住院。闻讯赶来的石市干部也仅能带来半只捕猎的黄羊,但母亲却虚弱得吃不进去,只能靠输液维持。父亲的部下抱怨他说,当年秋天,石嘴山大白菜意外地收成好,街边大堆大堆地堆着卖,怎么就顾不上给家里拉一点?这次严重的肝损伤,成为母亲的致命病根,使她65岁即早殁于肝硬化。

父亲最固执的是反对母亲打家俱。70年代始,江浙木匠在宁夏崭露头角。自购木料,讲妥工钱并以饭食款待木匠,为屋里添几件家俱,一时风行于市民家庭,俨然一种“来样加工”、“来料加工”、“工钱微簿,补以饭食”的“两来一补”的“经济合作”雏形。鉴于儿女已臻嫁娶之年,母亲偷偷买回“几寸”木料,燃起锯末白天黑夜地翻挪烘烤。不想,母亲这个迎娶儿媳的大梦引发了也许是老两口婚史上最为严峻的“冷战”——父亲坚决反对。唇枪舌剑几个回合之后,是持续月余的铅一般重甸甸的沉默——老两口很少见面,几乎不交谈。母亲仍在执着地伺候那几根木头,父亲每天匆匆回家吃饭,离去。木匠进门,一见夫妇神情不对,马上埋头赶工期,母亲则悄声迸气地做饭,收拾刨花锯末,不敢有半点差池。终有一晚,父亲打破沉默,把对母亲的不满转移向木匠(这是母亲最担心的)。他晓之以理地教训了木匠们一顿,无非是“打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费事又费钱的”,“屋里还是简单些好嘛,搞这么复杂有什么好处”之类。好在母亲事前有预防针,事后有补救丸,木匠们也只是佯装点头,没往心里去。但这次“冷战”留给母亲的却是多年挥之不去的心有余悸,每当拭擦起那几件倾注了心血的柜橱,她总要发出由衷的慨叹:“为这几件家俱,老头子把我吓得……”。记忆中,母亲除了唠叨父亲两次以数百元“义缴”党费外,这事就算唠叨得最多的了。

父亲最反感的是子女有“骄”、“娇”二气。当年的干部子女,大约都熟知这“二气”的说法,“骄”是指骄傲自大,“娇”是指娇生惯养;前者是担心孩子因家庭背景在人前产生优越感,后者则是担心孩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成为低能儿。平时很少顾及子女的父亲,最常叮咛子女的就是千万不可沾染“骄”、“娇”二气。当然,他也不给子女提供可能沾染“二气”的任何机会;从来不让子女靠近市委那辆甲壳虫式的老款华沙轿车,从来不给子女一角零花钱,鼓励子女隆冬季节徒步赴延安“串连”,鼓励子女单人独闯出远门。在父亲的激励下,儿子12岁时游泳横渡黄河,小女儿12岁常常单车骑行“大三角”——从市区出发到红果子干校探父,再到尾闸乡聚宝村探插队的姐、哥,往返三、四十里,还能驮几十斤重的粮或菜。

父亲斥责子女最严厉的是想“走后门”上学。70年代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愈往后“走后门”愈烈,干部子女在父母荫庇下纷纷高就。眼看着身边熟识的孩子前后脚地上学了,好胜上进的我们心急如焚,却不见父亲有半点表示。1974年夏,儿子所在的工厂,干部子弟接二连三地获得瞒天过海的“指标”。一天下午,请假提前回家的儿子气得躺在床上大哭,抱怨父亲的“三不主义”——“不说话,不找人,不活动”。冷冷却看着伤心至极的儿子,父亲不为所动,等我们哭够了,平静了,他才后发制人地开了口“看看,象话么?这么大人了!说到底,还是娇骄二气,……”。就这样,父亲始终没有为子女上学去找人说话,儿子也未能上学,4个子女都是从知青、工人、老师干起,走上人生道路的。父亲从我们幼年起就极推崇读书上学,管小学毕业叫秀才,中学毕业叫举人,大学毕业叫状元,可见他不是不看重上大学,只是不愿去“走后门”。

父亲手把手教子女做的最小的事是砸煤。也许是因为当年干部子女大多太过单纯幼稚,不谙世事,记得父亲最常提醒我们的是“头脑不要太简单,要复杂一点”,其中包藏着父亲生怕子女因单纯而栽跟斗的爱心。由此想起的倒是一件小小不言的事。在石嘴山,煤块是家家必备的燃料。记得家里炉膛旁一直埋设有一个砂罐叫温罐。隆冬时季,虽一夜封火,但早晨洗漱时,仍能舀出温罐里宜人的暖水。少年人干活不吝气力,砸煤、劈柴时不懂“疱丁解牛”的纹理之学,往往使蛮劲猛砸,遇到硬块,难免击得粉末四溅,徒费气力且造成浪费。一天饭后,父亲看到儿子砸煤的笨劲,大笑起来,夺过锤子便作示范。他教孩子先找煤块的生理纹路,然后顺势轻轻一击,迎锤而解,煤碎成均匀的小块,碎末则极少。儿子不信,照法一试,果然灵验。父亲得理不让人,趁机教诲起来:“大小事都是一个理儿,头脑不能太简单,要学复杂一点,……。”

听父亲讲述家史,最令人咋舌的是“麻雀救人”。父亲对生活不存奢望,似乎源于他对生命的感激。他常跟子女说起他父亲被麻雀救命的事。说的是20年代陕北大饥馑,到处有女人、孩子被头插草标卖掉。爷爷上远山拾柴,饿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辰,忽被身边一窝麻雀叫声唤醒,但只是略有神智,四肢动弹不得。情急之下,摸索着掏了那窝毛绒初长,肉色通红的幼雀生吞活剥地吃下,才渐渐能爬起来回家,免于倒毙荒丘。这故事孩子听起来啧啧咋舌,父亲强调的却是对救命的麻雀心存感激。

听别人谈起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派车追“指标”。当年的干部子女之间,时时会暗中打听父亲的级别,因为那是与资历、荣誉与工资连在一起的。时至今日,想来也很少能有人对提级加薪的事不存凡心。然而,父亲却有一事在市级机关里广为流传,就是他派车追“指标”。约是1961年,由自治区专拨调级指标,欲将他由行政12级调升为11级。深知他律已较严,市委、市人委拖至他到银开会期间,才开会通过并报送自治区。谁知,父亲返石后一听就急了,着人马上派车赴银川去追回上报文件。此事虽因自治区主办部门坚拒未果,但却传播开来,令市级机关干部由衷地折服。

父亲的“之最”还能想起一些,今天,我们做子女的缅怀起来,更多的往往不是从诸如“领导干部的操守”,“党的事业的需要”的角度,尽管从这个角度,父亲无疑合于那种朱镕基总理常引述的不是因能而明,而是因“公生明”,不是因官而威,而是因“廉生威”的信条。我们今天是把他作为一位农民出身的慈父,一位家中的启蒙长者来怀念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我们现今能够回报父母的,除了使他们的人格得以承继外,还能有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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