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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部子弟,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工人,宣传干部,文艺骨干,在职学生,青年团干部,作者,报纸总编,驻外办主任,公司经理,教师,艺术爱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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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作新录:新权威主义问题之二  

2007-11-30 07:07: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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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连宁著第23(2) 以集权结束集权的超级战略

“不错,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我是最后一个,我以专制保证民主政治的开端”。蒋氏父子的实践表明“以中国之国情,专制只能在开明专制者手里结束”。[1]历史赋于这种承前启后的转折型人物的使命高超艰巨,非通常政治家所能担负。“改革者必须具有比革命者更高超的政治才能。改革之所以少有,恰恰是因为实行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天才极为难得。”[2]

打开世界现代史行程,尤其是打开那些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行程,人们看到,集权政体由于精英治理,可以登堂入室地实现现代化,一些民主政体的国家反倒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不得其门而入。甚至可以这样认为,在那些刚刚走出中世纪的落后国家,越是贫困蒙昧,就越是急于变革。越是民众广泛参与变革,其变革反倒越发打断现代化进程。反过来,倒是那些由知识精英实行集权的国家,更为顺利平稳地走向了现代化。

对于新权威来说,问题不在于集权本身是否合理,而在于权力的行使是否合理。衡量一个权力系统及组织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如何,主要有四方面指标:1、看它能否依照代表“一般意志”的法律体系来行使,即体现公意原则和法赋权力原则;2、看它能否保护法律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即体现法无禁止皆自由原则;3、能否保障权利平等和分配公正,即体现社会正义原则;4、能否保障社会资源开发和配置的合理化,即体现效率原则。一般公认民主政体能够体现上述原则,因而比集权政体更公正,更能科学决策,更能纠错,更能遏制腐败,更有效率。但人们往往不去深究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够比集权制度更合理地配置资源?答案其实不言自明,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使个人行为依靠法律获得自由。人身是自由的,利益追求是自由的,意志表达是自由的,新闻是自由的,游行示威是自由的,公民有自由选择政党、政府和首脑的权力。人们看到一党制与多党制的表面区别在于有否监督与制衡,即“各借对方缺陷现出己方的功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各靠对方的反对才把己方保持在理性和健康的限度之内。”[3]但对两者本质的区别则不一定了解——公民有否权力自由选择政党?是政党公民选择呢还是公民被政党强加头上?从上述意义上讲,政治民主就是政治自由。民主政体下的权力行使之所以更为合理,原因在于它能够保障更多的经济自由。

然而权威政治却要以专制来保障经济自由。作为某种过渡形态和变革战略来说,不妨可以这样认为,政治民主诚可贵,但经济自由价更高。如果不能相得益彰的话,人们宁要更为牢靠、更具基础性的经济自由,而将政治民主推迟到下一阶段去解决。如果一定要用公民政体还是执政官政体的概念来表述过渡性的新权威政体的话,那人们的回答应当是后者。这个政体在大陆不是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是早就存在并且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定势。尽管利用后者象走钢丝那样需要冒风险,但人们不能不利用它,就像人要做事不能直奔目的而不讲求途径、手段的可行性一样。不讲求手段可行性,人们将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人们不能只追求现代性,而抛弃了现代化的手段。缺乏可行的政治途径与手段,他们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在中国大陆,现今可行的政治手段就是集权。

这看来整个是一个悖论——以专制求民主,像是缘木求鱼,但历史往往就是一个悖论。近代每次变革的夭折,都是由于这种变革首先削弱了原有的政治整合能力,而又无法形成新的整合能力才夭折的。就是说,对于变革来说,它不是夭折于集权太强而是太弱。日本抵制了卫星国地位而中国却陷入半殖民地,除了内部不愿整体变革的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变革中的集权,致使暴力、不稳定、无秩序、动乱统治了近代160年中三分之二的年代。中国近代每次变革的夭折还由于农民被扩大到政治参与中来,这种参与必定要改变现代化走向。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最大制点,是它能够接纳知识精英作为政权的支撑阶层。这一传统完全可以做到民众的间接参与,因为中国民众历来唯知识层的马首是瞻。总之,选择以集权结束集权是由于不得已而为之,其理由主要是:

——“社会诞生时是共和国的首领在创设制度,此后便是由制度来塑造共和国的首领了。”[4]在走出专制走进民主的交汇点上,是人创设制度而不是制度约束人。

——“处人蒙昧未开化的独立状态的人民……(这样的人民)在学会服从以前实际上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文明方面的进步”,“在这种场合,一个文明政府要对他们真正有利,将必须是在相当程度上专制的,即必须是一个他们自己无法实行控制,却对他们的行动加以大量强制的政府。”[5]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的或者是做不好的事。

——权力只能靠权力制约,权力也只能靠权力消除。专制政体只能由专制者自行攻破,相对专制来说,民主无力面对面战胜它。

——民主不能产生于民主,正如自由不能产生于自由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由产生于秩序,民主产生于权威。

 



[1] 《新权威主义》第89页。

[2]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7页。

[3] 密尔《论自由》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4] 孟德斯鸠语。

[5] 密尔《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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