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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部子弟,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工人,宣传干部,文艺骨干,在职学生,青年团干部,作者,报纸总编,驻外办主任,公司经理,教师,艺术爱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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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官僚制度的痼疾:用亲信,敛暗财  

2008-03-20 07:22: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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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每一代开国者生气勃勃时还能够不拘一格选人才的话,那么,当政权走下坡路时,阿谀奉迎、投机钻营和亲朋故友的裙带风就会盛行起来,形成一种精英反淘汰的局面——对于官场来说,为人才进入的门紧锁着,为亲信、私人钻入的洞却敞开着。

——头脑独立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往往被远远排斥在政治结构之外。官员多是些品德与学识都很低的保守人物,他们只是选择身边那些熟识的、听话的、才智能力不超过自己的人来担任要职,以利于人身依附与控制。官职的授予几乎成了对鞍前马后地追随个人的报答,成了对摧眉折腰的人格丧失的赔偿。在这种局面下,作官对于良知未泯者来说是受罪,也如同在犯罪。拿了统治集团的俸禄,不能为民造福倒要常常违心地干有损民益的事。譬如参与造假或劳民伤财而保官或升官,使人像是参与了分脏而犯罪,或是收受了贿赂而匿罪不举那样难受。知识分子只有放弃了自由思想和独立见解才能进入官场,并要不分时间、场合地始终与上级精神无保留地“保持一致”,至少也要奴颜婢膝地与上司保持一致。这种官场的角色框架,往往使受到现代教育的精英不愿入瓮去做套中人。

——沿用了中世纪式的吏治却没有沿用与其相匹配的科举制,是官场才路被堵塞的主要原因。民主政体中公职只能通过选举或考试这两条途径取得,而专权的人治制度下官职主要靠私人关系取得。极少的选举场合往往是“只有一匹马出场的赛马”,即便有考试也往往难免作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大致保障了官僚选拔的“学而优则仕”,这可以看作是一个性质倾向于腐败的专制主义政体却能够历经几千年而不败的秘诀之一。几乎天天都要任命大量官职却始终没有一套类似中世纪的择优选拔制度,也迟迟没能采用现代选拔制度,则可以看作是一个性质上倾向于革命的政体历经几十年就开始流失公信力与威望的致命缺陷之一。

——恶性的官职“通货膨胀”。官本位造成社会成员的人生成就的单一性,当太多的人挤在仕途上要求要以职级以肯定其人生成就时,必然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官职的总需求远远大于总供给,拉动了恶性的官职“通货膨胀”——以实际贬值的官职充填需求。今天到处滥设机构,虚置官职,轻赠乌纱。除叠床架屋或大量“临建”的机构外,省军级、司局级、县处级、厅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纪检员、组织员、秘书等“非领导职务”乃至处级和尚、科级尼姑大量衍生,使官职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以致使人“出门见处长,抬头遇书记”。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干部的收入无以养廉。多年前虽然普遍贫穷,但工资制度尚能保障官富于民。曾经的民富官穷的倾向激发起官吏获取阴形收入的补偿心理。实际上,几十年间平均主义盛行的不平等社会,其秘密在于非货币的实物占有和待遇特权方面。这一点早被揶揄为“老百姓各尽所能,领导人按需分配”。接受形形色色的贿赂、馈赠和好处,都成为伴随权力而来的隐形收入。官贵民贱,官富民穷的传统根深蒂固,所以,短暂的“民富官穷”很快就被扳回为常态。

——走马灯式的官职易人,加剧了短期行为和腐败。由穷到富,由平民到权贵的迅速流动,使得社会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有教养的负责任的统治阶层。大那些出身农民或准农民的干部,由贫贱步入富贵,对权势的追逐特别执着。追求权位已成为不治之症,并需要大量牺牲者来铺路。当然,这类官吏更具报恩式的愚忠和反智倾向。中世纪中国士宦阶层所常有的高贵,纯正、知廉耻的贵族气息和养尊处优下的文人化趋向,进入近代动乱后被扫荡一空,几代领导人都带有一股“朱元璋”习气,几乎全都成为自己设置起的权力祭坛上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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