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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部子弟,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工人,宣传干部,文艺骨干,在职学生,青年团干部,作者,报纸总编,驻外办主任,公司经理,教师,艺术爱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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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主义与全能主义  

2008-03-15 22:49:1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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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主义和权力的全能主义传统,导致社会对国家过多地让渡权利。

霍布斯用《圣经》中述及的一头力大无穷的巨兽——利维坦的诞生,来形容国家的形成,指出社会之所以把权利让渡给它,集中公众意志于它,在行为上听命于它,从心理上臣服它,赋予它尊崇与荣誉,不过是为了从这个“活的上帝”那里获得社会所需要的安全、秩序、公正和仲裁。由于认为国家只依赖社会的特定阶段而存在,马克思预言了利维坦的最终灭绝——国家的消亡。然而在记忆犹新的历史视界里,寄生于社会的国家却一再异化为与社会对立的反社会力量,成为不受社会制约,不受公意左右,不受理智支配,“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1]真的像一头脱笼而出的恶兽,国家反目为仇伤害社会。以恐怖为后盾,剥夺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强制大多数公民屈从,在近代,在当代,在西方,在东方,都酿出过灾难。纳粹主义的第三帝国,日本军国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专政,文革10年专政等当属此例。像坐骑掀翻了主人是由于主人脱手失缰一样,国家异化为伤害社会的机器,是由于社会拱手出让了过多的权力,对国家过于倚重、放纵和忍让,才导致养疽遗患,最终祸及自身。

卡西尔在《国家的神话》中分析了从原始时代起,国家如何被一步步偶像化地加以顶礼膜拜,从柏拉图、但丁、马基雅维里、戈比尼、卡莱儿到黑格尔……。黑格尔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至高无上的主宰,认为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国家权力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这些理论,最终为俾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被神话符号化的国家学说日渐积累,导致人们放纵国家的集权主义倾向,最终威胁并扼杀了社会健康、和谐的发展和公民的自由、独创精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与某些根深蒂国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范式相融汇,国家的神话在中国取得了独特的表现形态。中国大陆的利维坦被披上锐不可挡的甲青,周期性地发动社会内乱与自虐。

(1) 国家以父权主义态度支配社会

从史前史看,像父权主义构造了家族一样,父权主义的国家政权构造、组织并支配了当时的社会。“在东方,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初生而未成形的状态。在西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调整了的相互关系。”[2]古代中国,“天下为公”的面目使一小圈统治集团或阶层控制的国家权力获得了合法性。朕即国家,私以公的面目出现,这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遗产。公共权力、公共利益近乎无意义,所谓公共近乎不存在。父权主义的无限责任与权力,已将国家、社会利益和权力转化为统治者的利益和权力,已将这两者等同了起来。

在中国,父权主义是理想的政府及其官吏的施政状态,像家长那样,他们握有不受制约的无上权力。正如父母对子女负有教养的无限责任与权力一样,父母官对子民也负有类似的无限责任与权力。“治大国如烹小鲜”。直至当代,人们仍认为国政、市政与家政所依据的是同样的原理,认为市政如家政,市长如家长。毛泽东常把国家预算比做算家务账,坚持只能进口也出口持平的东西,坚持“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等居家过日子的原则。执政者有着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充足理由和合法性,持有主乾坤、定沉浮的千钧权杖,很难具有权力是被授予的、委付的、代理的意识。官吏行政权力主要靠救世意识和恤民胸襟,靠凛然满胸的理想和正义感,靠民主主义伦理以及自我合理化(往往变为自我任意性)的方式进行,主要按照上下服从的层级节制体系施政。官吏只要对上忠诚,对下以同情心慷慨施舍就行了,可以不受分权、制衡和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的牵制。像父母以爱护孩子,为其长远计为名不承认孩子的尊严与自主,无端剥夺孩子的自由和权利(如强迫孩子从事他不愿干的职业,与他不钟爱的人结婚等等)一样,国家往往强制社会去做它不愿做的事情,声称比社会更清楚这样做符合它的长远利益。

如同家庭中子女对父母的依赖,被统治的民众对于政府权力和官吏有着全面的、直接的重大依赖。大到整个社会的治乱兴衰,社会成员的荣辱贫富,小到白菜豆腐的供应和夫妇间斗气拌嘴,都属于从权力中枢直至街道居委会的国家机器的应用范围,都是公民必须仰赖行政权力才能加以解决的。像子女对父母必须孝顺与供养一样,民众对国家必须忠顺与贡献。所服从的也就是所敬畏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表明家族的长幼有序与国家的上下服从,这在伦理基础上是一脉相承的。三纲是父权主义政治之纲,塑造了中国人的权威主义的性格。

(2) 社会功能没来得及发育就进入工业化,权力的全能主义借此升腾

前工业社会的社会功能是弥散的,不健全的,如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与教育功能,与社会各项功能没有显著区别。政教一体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功能混淆状态。大陆社会至今仍然是政治与行政不分,政务与公务不分,党务与政务不分,党务与社团不分,行政与企业不分,立法与司法不分,司法与行政不分的。除执政党外,其它政党和政治团体的发育极不充分。这与经过长足发育的、功能健全的现代社会大不一样。近代的革命变革使中国一下子跨入工业化行程,集权主义的工业化方式使社会功能没有来得及发育就受到了一元化集权政体的遏制,社会功能的欠发育为行政权力的全能化留出了越俎代庖的广阔天地。

沿用集权主义传统谋求工业化,势必导致高度集中和全盘统制,诉诸于国家权力的超额发挥。旨在后来居上的工业化努力在尚不发育的、简单的社会结构中进行,就不得不用政治权力作为最主要的动员和组织力量。这是因为一,与先有市场化,后有工业化的西方模式相比,市场的不发育使得社会的经济自主体系,法律权威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评判体系等都未发育起来。这些非政治的社会功能的欠发育,留出了政治权力纵马驰骋的阔地,导致国家机器的功能弥散、放大,替代了社会功能,导致滥用权力来充当经济法则、法律裁决和伦理评判。例如,没有市场,平等互利的契约关系,利润动机,效率原则,竞争机制等都无法取代行政指令而起作用。二,传统工业化的集中性、同一性、规模性、组织性、垄断性、权威性等等,客观上需要强化国家权力。这一点,已被两次大战前后西方工业国的经历所证实。三,当传统社会的进程被打断后,大陆陷入了不间断的政治革命和国内外战争。没有什么力量比战争与革命更能动员公众追随权威或导致权力争夺的白然化。

(3) 政治权力以革命的名义统帅社会

毛泽东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3]“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4]的论断,所表述的正是权力全能主义的见解。认为政治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不承认有区别于或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任何领域,也就是认为政治权力能够解决一切,不允许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人和事存在。在大陆,无所不包的泛政治观导致水银泻地般的权力泛化。权力泛化实际上是权力用途的多样化,是权力的扩张和膨胀。这种扩张和膨胀是通过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剥夺、收缴、集中和积累而实现的。

 

 

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他们的一切活动,都以特权阶层的私利为转移。”[5]“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6]

(4) 社会的主体意识冬眠未醒

国家权力的肆虐而不受节制,得到了传统文化的暗中支持,得到了多得观念的氛围的护卫。中国的利维坦是躺在千年积淀的深厚温床上的。作为现代国家观念组成部分的社会进步观、公民权利观、法治观、人权观、自由观、平等观等等极不发育,使得驾驭利维坦的主人半明半昧,整个社会的主体意识冬眠未醒。

举社会进步观为例。中国人之所以高度重视政治权力,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在于他们对社会一盘散沙和动乱、分裂深具戒心,下意识地不断追求对人际关系的严紧控制。跳不出传统社会结构的变革往往带来动乱,这反过来强化了人们仰赖国家权力整合社会的祈盼心理。事实上,遍布的小农,盛行的平均主义,四处林立的自成体系的“单位”,使遍布的小农,盛行的平均主义,四处林立的自成体系的“单位”,使得大陆社会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来予以组织,也促成了社会头上国家的强悍。高度集权是与分散状态互为依存的。人们不理解社会进步是在不断的冲突和对冲突的调适中实现的,不懂得社会在冲突中前进的动态平衡原理。在一元化权力体系下,人们无法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和价值观之间沟通与合作,也就无法正视并调控冲突,宁肯用稳定来牺牲发展。无论是对于终极的价值追求而言,还是对于眼前的目标而言,大陆所谋求的都是一种内稳态,一种连续性、修复性和保持性。既然不具备不断扩张的经济机制,也不具备不断革新的社会机制,那么,“少知寡欲而不乱”必然成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某种默契。

与趋稳避乱相关的是强烈的大一统意识。大陆人习惯于一个学说,一个中心,一种声音和一个步调,因而一味节制被认为是侵害了大一统的多元化发展,如节制经济多样化,文化的非官方意识形态化和世俗化,精神的个性化等等。人们很少想到应该节制高度集中的权力,好让其它领域得以充分地发展。

再举权力观为例。中国传统伦理倾向于权力本位、家族本位、集体本位但不倾向于个人本位。“大公无私”,“存天理,灭人欲”[7]等信条顽强地支配着人压缩自我。当国家以公、“上边”、大局、集体等面目出现时,公民个人只能乖乖缴械投降,让渡出自己的全部权利。不保留任何不可侵夺的基本人权,等于丢失了最后一件护身武器。赤手空拳,人们自然无法抵挡利维坦,只好听任国家天天教导人民说,他们的神圣使命和责任就是顺从、工作、牺牲和义务。

按理说,作为社会的组织者,由国家、政府、政党、社团来强调秩序、服从、权威、法纪等等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它们要以权威保障权利,以秩序保障平等,以服从保障秩序,以法纪保障自由。但传统国家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权威只意味着强迫屈从,秩序只意味着铁板一块,法纪只意味着“不准乱说乱动”,服从则意味着压迫与强制。

与公民上缴全部权利有关的,还有一种可称作是献身情结的心态。不讲报酬的出力流汗叫做“甘愿效劳”,即为国家做贡献。国家明目张胆地、神圣地无偿拿走,也能使公民个人心悦诚服,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正是某种献身情结在起作用。反之,明明是应得的劳动报酬或应当获得的基本权利(如劳动就业,迁徙,调转,享受生老病残的福利待遇等)也被看作是恩赐,看作是国家的份外厚爱与关怀,并教导人们感激涕零地加以对待。在国家面前,人们失去了追求、争取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意识。



[1] 《列宁全集》31卷第318页。

[2] 葛兰西《狱中札记》第180页。

[3] 毛泽东《反对折衷主义》,1965112

[4] 毛泽东《<严重的教训>一文的按语》,1955年。

[5] 《学习无产阶级阶专政理论》,1976年。

[6]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7] 朱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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