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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干部子弟,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工人,宣传干部,文艺骨干,在职学生,青年团干部,作者,报纸总编,驻外办主任,公司经理,教师,艺术爱好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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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梦魇不断,到底是外面有鬼,还是心里有兽?  

2013-11-21 21:24: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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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梦魇不断,到底是外面有鬼,还是心里有兽

——评杨连宁《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

中国社会转型梦魇不断,到底是外面有鬼,还是心里有兽? - 宁宁 - 杨连宁的博客

 

伊露桑尤尼

《戒急:成功的变革其实最平静》是杨连宁先生批判专制主义(“官治、官有、官享”)、激进主义(“以恶抗恶、以暴易暴”)、民粹主义(“逢官必反、逢民必帮”)的政论新作。

关于中国社会现状,我听到最多的话,其实是这一句,“知道了你又能咋样?你又不可能改变它!”今天大多数人其实就是这个“三无心态”——无奈、无力、无能。我认为这种心态最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现实,超越了市民、商人、官员的阶层偏见和各种理论、学说、主义信仰者的意识形态界限,可以说已几成今天中国的社会“共识”。

然而,这种心态和“共识”是滋生“激进主义”的温床,而暴力是社会问题无望解决之后的“死马当活马医”,就像杨先生在书中所说的,“枪是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最后手段”。我认为,中国今天没有暴力革命的危险,因为今天的军事技术已经完全破解了传统的农民起义可能性,用孙立平的话来说,“我们是不是焦虑错了问题?事实上,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而这种社会溃败持续下去,等于是将“感冒拖成肺炎,肺炎拖成癌症”。届时中国跌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只会比历朝历代要更惨烈!

反对激进主义,当然是主张渐进主义。周策纵认为五四的问题,就是激进主义。吴敬琏、林毅夫在总结中苏两国改革成败的时候,用的也是“渐进—激进”(还有“存量—增量”)这个分析模式。哈耶克也是主张社会渐进的(书里杨先生也有引用)。关于中国社会经济这30年的成绩与问题,能不能套用“激进—渐进”模式来解释,我认为秦晖的解释更合理,这里限于篇幅不做大段引用,简言之,“渐进—激进”和“存量—增量”模式不能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成败,成与败应该是“公正—不公正”,比如,农村土地承包的“起点公平”,城市经济改革的“穷庙富方丈”,“掌勺者私分大饭锅”,也应该是用共同体的“束缚—保障”机制来解释为什么农村改革阻力小,城市改革阻力大,因为农村“有束缚无保障”,城市“有保障有束缚”。

如果是在反对“以恶抗恶”、“以暴易暴”这个意义上反对“激进主义”,我完全同意杨先生的观点。因为,很简单,“以暴易暴”背后所信奉的仍然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是“打倒皇帝做皇帝”、“杀掉大哥做大哥”的传统猴把戏。回到本文开头的当前社会普遍的“三无心态”问题,无论是吴思对于中国社会“暴力赋敛集团—福利生产集团”(杨先生书中有引用),还是奥尔森对于专制统治是“固定范围内的匪帮活动”的比喻,我认为专制统治并不像霍布斯所说的,是结束了“人与人之间的普遍战争”,而为社会提供了秩序,而只是将“战争”的形式进行了转换,从“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变成了《红楼梦》里说的“人人都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社会“冷战”状态(杨先生书中表述为“冷暴力”)。

这个意义上,中国人一生除了不再像战争那样死人,无论官场、职场、学界,其实无不处于“冷战状态”。有区别的仅是规则,战争的规则是只要能赢,完全不计手段——胜者为王,而“社会冷战”的规则是永远只会是有权有势者赢——赢者通吃。我认为社会从战争状态、“冷战”状态进入现代社会的良性竞争状态(即杨先生书中所言“每个人要发财就要造福别人”)是有“大关”(吴敬琏语)要过的,它不是靠“渐进”等来的,它是靠“激进”争来的。比如,世界现代化母国英国的大宪章本就是贵族与国王的城下之盟。正像杨先生在书中引到的米塞斯的观点,民主、宪政、法治不过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而实际的问题是,在一无民主、二无宪政、三无法治的“三无社会”状态下,怎么争?其实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无能,才导致了民众普遍的无奈和无力。

秦晖说,翻遍哈耶克全集,他只告诉你什么是通向奴役之路,但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是通向自由之路。难道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还只是停留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登高一呼、为民请愿的水平和阶段吗?难道我们真的要“以磕头作揖为妙?以枯坐待毙为圣?(余世存语)”宋朝的商业岁入占到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等来的是靖康之耻;明朝据说我们有资本主义萌芽,等来的是清军入关;晚清洋务运动成效显著,等来的是庚子国变;民国“黄金十年”,等来的是九一八、七七事变……很多人说,如果不中断,我们早牛了,真的吗?在无外患的前30年,我们怎么并没有牛起来?我们其实是走错道了,只是面子上过不去,不肯承认而已!

书中杨先生引了王小波一个幽默生动的比喻——草原上不能有驴:假如有的话,所有马群就要‘炸’掉,因为驴以为马是自己的表亲,快乐的飞奔过去,而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魔鬼来了,一哄而散,最后双方都要跑到累死为止。而驴,就是西方智慧。近代以来,我们就有种种针对这只驴的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把它杀掉,“中体西用”把它阉掉,“中国模式”让它和马配成骡子,没有一样是成功的。

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意识到须要深刻反省自己?“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这样的民族,将是一个在“素质论”中坐以待毙的民族,用以掩盖权贵的贪婪以及精英的投机,没有人想为这个国家负责,即使大厦将倾也会有挤满抢掠的人群。”(黄章晋语)教授带领“访民”到政府大门口集体下跪,写文章揭露贪官被跨省追捕,网上发帖被加密、删帖、封号、请“喝茶”,我们是否就这点出息?眼睁睁看着房子被强拆,农民工讨要自己的辛苦钱要靠跳楼以死相逼,职场上同事被各种潜规则折磨,我们却一点辙没有!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恐怕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却总想着指挥人民、训诫人民、领导人民?这在草根青年眼里已经成了笑话,成了非要穿长衫喝酒的孔乙己。

而如果在今天的“三无社会”里,我们仅仅随波逐流的抱持一个“三无心态”,暗揣一个大官、大款、大腕的“吕氏春秋”中国梦,那么,我只能说,你的人生活成一本“老残游记”的概率将会很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转变角色、完成转型,成为能够发明、创造维权攻防武器,“守圉有余”的墨子“百工”?

正如杨先生在书中所说,“社会转型的方向并不是问题,方法才是问题。”而方法灵不灵,正在于今天的中国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创造力、足够的想象力,在一个“三无社会”里制造出足够的非暴力、非核、非生化、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改变国民普遍的“三无心态”,以及“认定未来注定失败而放弃一切改变现状的行动的失败主义思想(周濂语)”,中国的知识精英为什么就不能,不去做什么中国“国师梦”、不做西方“教主梦”,完成从“老庄(装)孙子”的“吕氏春秋”梦里人,到“墨子百工”的自我革命,为“中国最平静的成功变革”提供非暴力解?

而当你准备“墨攻”时,我认为你应该先戒急,听一听一位饱经世事的老者给你说一说,他们年轻时候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儿。杨先生写道,“我已经老了,我最怕自己被推进焚尸炉时,没有心,没有脑,只有一副下水和手脚。因为,我不能仅为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权力和利益,不识真假、不论是非、不辨善恶、不分美丑、不知荣辱地苟活着。”

转型的社会,社会的转型。无论是不是精英,我们转变了,社会才会转变。转型的精英,精英的转型。如果今天那些精英们专制主义的“国师梦”、民粹主义的“教主梦”、激进主义的“吕氏春秋”梦不醒,我们又有何理由相信,我们已经走出了近代以来那些南辕北辙的连连噩梦呢?

从这个角度,杨连宁的《戒急》,既是寻求中国告别激进的和平解,也是和沿袭千年的“国师梦”“教主梦”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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